当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国民挣扎在温饱线上，家庭收入几乎没有，还必须忍受国民党政府为掠夺资源打内战而滥发纸币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的侵蚀。

　　解放后的六十年，中国的发展堪称世界奇迹，不光体现在现代化速度，中国人的财富增长速度也令人震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52年的130元增加到2008年的15781元，增长了120倍。无外乎拿破仑在进入埃及的时候，对他的部下说：“中国就像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全世界都会为之震颤。”

　　50s-70s：计划经济年代 家庭理财是真空地带 

　　如果“月光宝盒”把你一下子放回到1978年，我猜想，你会全然不习惯周遭的生活方式以及“财富密码”。那时，你辛苦了一年，创造人均GDP计有381元；你节俭了一年，年底存入银行存款计有21.88元；想去找个证券营业部炒股票？你会发现，身边的人对你这个“无理愿望”毫无回应；而当你说起保险、基金、期货、债券甚至衍生品的时候，大家会认为你脑子是被门压过了，说出来的都是外星语。 

　　最后，身边的人们会很同情地看着你问：你有粮票吗？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至1977年，中国都是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在这三十年间，提倡的是劳动创造价值，只有劳动才会带来收入，大家一起集体劳动，计算公分，每天按照劳动的时间和成果计算，能够领取几分或是一两毛钱，就是家用，其他的粮食、布、肉、油什么的都是凭票供应，国家计划分配。在这样一个家庭收入只有100元，存款只有21元的时代，无财可理，家庭理财自然是真空地带。

　　谭奶奶今年80岁，家住重庆市一个偏远的农村。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她20岁，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她没有上过学，但是在她心里，祖国的建立实在是一件欢喜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家里很穷，谭奶奶19岁嫁人，先生家一贫如洗，甚至连房子都没有，全家住在当地一棵大榕树下搭的土地庙中，日子非常艰难。解放后，政府给他们家分了一间土房子，算是真正有了家，也和大家一样，要一起种地劳作挣工分，维持生活，手上几乎没什么钱用。在以后的60年里，她儿孙满堂，家里也由小土房换成了宽敞明亮的大砖瓦房，但是理财对于她来说始终是一个听都没听过的事情。在她晚年时，孩子们经常给她一些钱让她用，但是她也仅仅是学会了认钱，再把这些钱放进一个小木箱收进衣柜里，这样哪天孙子来了就可以拿钱出来给他买糖吃了。

　　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四亿中国人过着共同劳动，等样生活的日子，这时全国人民对财富和小康生活的定义仅是“楼上楼下，电视电话”。

　　细节故事：一年存一次钱的存折

　　寻访建国初期的存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据受访的老人们表示，那时工资才二三十块钱，温饱都解决不了，根本没有钱存，也无需存折。最后，有人在收藏市场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本1979年4月开户的存折，户名为黄国杰，开户银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市分行向阳三路储蓄所，存折上仅有存入、支取、余额三项记录，而且全是用手记的。

　　仔细查看记录，发现1979年4月开户，到1981年2月最后一笔取款记录，在两年时间里，户主仅办理了8笔存款和取款的记录。其中，存款记录有4笔，取款记录4笔，如在1979年4月，户主存入了90元，其后在5～6月的两个月里，又分3次支取完毕。

　　据收藏票据的李先生介绍称，像这位户主，一年才存一笔钱，而且不到两个月就花完，估计存入的钱是外援资金。因为在改革开放前，大部分家庭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基本都是月月光，月初领了工资，不到月中就全部花光，哪里还里还有存款结余下来。有些家庭因为有海外亲戚支援，偶尔会有些储蓄。（故事来源：广州日报）

　　背后的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9年为81元,1978年为343元,30年仅增长3.2倍，只能生活需要，没有理财需求，也没有投资环境。

　　80s：国库券先行 有人趁机先富起来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由于政策放宽，很多人都开始了下海经商，手中的收入渐渐多了起来。加上当时存款利息较高，1985年时，一年期存款利息高达6％，5年期品种利息为6.9％，8年期利息更是达到8.7％，存钱收益相当可观，手头逐渐活泛的老百姓，存钱拿利息是当时的主要理财方式。

　　1981年1月16日中国首度发行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10年还本付息，年息4厘，自发行第6年起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要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家庭终于有了除存款外的投资品。1981年成为中国的国债元年。

　　但在当时当时无论是储蓄还是国债，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财富增值计划，而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国家和个人都很穷，为了鼓励居民储蓄，支持国家建设，无论储蓄还是国债，都被称之为“爱国储蓄”和“爱国公债”。

　　1984年，谭奶奶的小儿子张先生从部队转业，由于是干部，就分配到了建设银行重庆市云阳县支行任职，当时整个县城银行只有四大行，每个银行网点寥寥无几，建行在当时的县城里网点只有两个，储蓄和放贷几乎是县城银行所有的业务。

　　在国债发行比较多的87—89年间，由于当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很少有个人主动购买。所以国库券的销售主要是摊销，要求事业型单位、国企等等公司购买，张先生他们银行也是要购买国库券的单位之一，银行又摊给职工，张先生在那三年内年都会买200元左右的国库券，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收入。至于国债的收益，张先生不是很记得，但是总体上是比银行利息高，“购买债券比存银行挺划算”张先生最后总结道。

　　80年代的理财是伴着政策诞生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做了诸多摸索，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所以国家政策变动孕育的财富机会，也只有少数人趁机先富起来。

　　传奇故事:1988年杨百万倒卖国库券的“百万”成名

　　“杨百万”(真名杨怀定)是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发财的普通人，1988年，“杨百万”通过国库券买卖挣到第一个100万时，万元户还是个稀罕事物。

　　1988年4月，辞职赋闲在家的杨怀定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一个消息:从当年4月21日开始，中央开放了上海、合肥等七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试点。他的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意识到这可能让他“发财”。

　　他通过在合肥工作的弟弟打听到合肥银行国库券买卖价为96－98元，而自己所在的上海则为100－103元，之间有5元差价可赚。第二天，杨怀定取出全部储蓄，又向亲戚借了一些，凑了10万元，坐火车直奔合肥。他在合肥银行的门口吃进10万元国库券，然后倒给上海的银行，前后三天获利6000元。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杨怀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个开放城市跑了一个遍，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他一人就占去1／7。“钱包”从小包换成大包，继而用旅行箱携现款。随着钱越来越多，杨怀定每一个往返所赚的钱也越来越多，每次到家，就是和老婆头对着头数钱。“那时候只有10元面值的人民币，那时候没有点钞机，我们哗啦哗啦地数钱，真得数到手抽筋，而且神经高度刺激。当时我吃4颗安眠药，晚上也只能睡两个小时。钱的力量太大了！”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一年之间，杨怀定变成了“杨百万”。

　　背后的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80年的477元增长到1989年的1374元，增长了1.88倍。

　　90s：证券交易所挂牌 活跃了居民的炒股热  

　　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开办代理股票买卖业务，开业第一天代理卖出飞乐音响公司和延中实业公司发行的股票1000多股。这是首个证券柜台交易点设立，同年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了以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客人。国际社会因此发出了“中国与股市握手”的惊呼。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中国股市还处在起步的状态。在上海开设的全国第一个股票营业柜台上，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是仅有的两只交易股票。没有电脑，没有行情显示屏，成交价由客户口头协商，然后写在黑板上。交割、登记卡号、盖章、过户，所有的程序都是手工完成，每天的平均交易量只有数十笔。真正证券投资的兴起，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却是九十年代的事情。

　　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成立，股市开放，上证指数从99.98点一直上涨到1990年5月25日的1429.01点，涨幅达1329.30％，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波行情。1991年初，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中国证券市场的春天正式来临，无数居民开始参与股票投资。在证券公司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开户。电影《股疯》形象的描绘了这种疯狂的现象，连公车的售票员都辞掉工作，下海炒股，很多人借款炒股，市场蔓延着投机风潮，电影《股疯》就说：“钱要赚  家要养，股票要炒 风险记牢，赚了好 亏了跳，养家靠自身  赚钱走正道。”

　　中国股市的波动向来都是非常大，1993年春天，中国股市进入第一波熊市。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1993年消灭大户，1994年消灭机构。1994年7月29日，上证Ａ股指数从最高1640.71点，跌至321.2点。这是真正的熊市。当时大部分股票市值都是两三元，十元以上的寥寥可数。1993年熊市，倒下了一批曾在原始股市场挖到“第一桶金”的豪杰。长达四年的“大熊”压垮了很多散户和机构，也给居民蜂拥炒股的热潮降了温。

　　此后中国股市又经历了几轮波折，直到2001年开始长达四年的大熊市使得居民的股票投机热潮遭到彻底的打压，90年代疯狂的炒股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是也意味着家庭理财特别是证券投资由疯狂回归为理性投资。

　　传奇故事:“中国股神”林园的18年年收益98%的传奇

　　林园父母曾是关中人民医院的医生，在他大学毕业后举家迁往深圳。他现在被中央电视台称为中国股神，18年（1989年~2007年）的时间，他创造了从8000元起步，财富暴增到20亿元的股市神话，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上，名副其实的翻云覆雨手。 

　　1989年，林园全家人共同筹集了8000元，进入股市。当年林园分别买入了30股深发展银行的股票，他以88.45元买入深发展股票，之后反复操作，短短几个月盈利12万元；林园妹夫马先生回忆：当时是1989年底，我们都是凌晨三点起来拿到股票在自由交易。那个时候特别简陋，大厅的中间有一块黑板，比如上面写着“深原野，10块5毛有没有人要”，可能过一会就会涨价到11块。有人就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和猪肉菜市场没有两样，这样来回倒几次就可以赚不少钱。 

　　1990年—1991年，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林园运用他的100万元，在之后两年里，他收购并操作深发展、深原野、深锦兴、琼民源、深华新等原始股，在其上市后实现了十几乃至几十倍的增值；到1992年，其股票市值已超过1000万元。对于自己的第一个1000万元，林园对记者说，当时的感觉就是：终于可以不工作了！

　　在1993-1994年的熊市里，林园凭着敏锐的嗅觉，全部撤出股市回家去炒房产，安然脱身。从1996年初上证Ａ股指数由500多点，蹿升2341.02点。林园所谓“抓龙头中的龙头”策略这一次有了充分的体现：1996年底开始以22元买入四川长虹，最后以每股平均60元以上价格卖出（约半年），当时他各个账户上的长虹总计有100多万股，为他赚了4000多万元。就这样凭着胆大心细和对公司价值研究，林园的财富快速增长，到2006年10月底，林园的资产市值已超过20亿元，是他当时8000元资金的25万倍，堪称中国股市神话。（故事来源：江门日报，经济日报出版社《从8000到20亿：中国股神林园炒股秘籍》）

　　背后的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0年的1510元增加到1999年的5854元，增长了2.8倍，理财需求日益增长。   

　　新世纪：开放式基金发行 理财多样化  

　　2001年中国首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基金开始发行，首次发行50亿份基金单位。由此，开放式基金走上前台，也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市场机构来了。

　　但是基金发行后的2001——2005年，中国市场经历着世上最漫长的大熊市，上证指数从2229点跌至998.23，基金的出现虽是机构入市的证明，但是在这样的市场里，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少冲击，基金真正的发展是在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后，基金表现就给很多操作不好的散户带来了惊喜，尤其是“5.30”以后，于是从股民变成基民的人数也渐渐多起来，基金真正的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2001年，张先生看到别人炒股赚了不少，终于跟着疯进了场，但是教训惨痛，由于不会挑股票，他在炒股开始就跟着股评推荐的股票买，遇上2001年长熊的开始，张先生的股票市值由10万变成了5万不到，想想这都是前面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张先生不免心痛，“但是我唯一比别人做的好的就是坚持住了，没有走。”张先生现在回想那段生活，也是感慨万千。由于比较固执，张先生不相信股市会这样一直跌下去，看看新闻和周围觉得国家是越来越强了，人们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多了，股市没有理由这样一直跌下去。终于在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给市场燃起了一把火，压抑了良久的股民们终于有了回报，07年，张先生的账户已经回到了15万的水平，但是由于前四年的阴影，张先生将大部分钱转了出来，正式投靠了基金的怀抱。“想想，还是买专业人士操盘的比较稳当。”所以现在张先生也完全不用每天看见股票和账户就提心吊胆，而银行理财产品、保险、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等理财工具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使得在银行工作的张先生有了近水楼台之利。07年他自己购买了一个打新股的理财产品，15%左右的收益比当年的国债好多了。如今张先生的名下不光有存款、股票基金、信用卡，也有保险和一些短期票据产品，算是走上了多元化理财之路。

　　而张先生的女儿虽是典型的“80后”，在理财的路上却比她走的更远。2006年，张先生为了锻炼女儿的炒股水平，给了她两万元去“试试手”，而如今这两万元已经被女儿在08年底换成了华夏策略基金，用女儿的话说就是“留给爸妈养老的”。同时女儿还在07年底购买了一份“平安慧盈人生”的保险，受益人写了爸妈的名字，说是因为是家中独女，所以要多为爸妈预防一下。而现在，女儿正在执行自己制定的每月结余40%，投资30%的买房计划。新一代理财意识和技能的成长无疑是中国人最想看到的事情。

　　新世纪人们手中的钱多起来，有了旺盛的理财需求，也推动了理财行业和理财产品的发展，但是在这十年间，人们的理财概念已经由90年的大胆疯狂追求财富增长变成了根据家庭生活的需要，合理规划自己的财产，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人在经历了60年的社会大变革后，正在自信地理性地朝着致富路上大步迈进，实现着毛主席60年前的宣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背后的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80元增加到2008年的15781元，增长了1.5倍。

　　百姓多元理财故事：李梧桐的家庭资金“中央集权制”管理

　　李梧桐，30多岁，1999年毕业于一所知名的财经院校，而早在1995年已经是“股民”队伍中的一分子。他现在一家金融机构的财务总监，同时也是他是家里的“中央银行”，是真正的CFO，他在家中对各方面资金也完全实行流程化管理，力求实现家庭财务的全面均衡和增值。夫妻二人，外加双方父母，六个人的资金全归李梧桐一个掌控。全家六人都使用李梧桐名下的信用卡，所有的生活消费都是刷卡，还款也由李梧桐一个人管理。全家集中起来搞投资的钱，每个月他还给双方老人和老婆发月度财务报告。

　　将家庭资金实行“中央集权制”式的管理的想法，是因为李梧桐觉得，理财理财，一定要尽可能多地筹集资金。如果资金量太少，投资收益的效果会比较差。自己前几年主要精力和财力都放在买房子上了，每月房贷还款支出比较多，没什么余钱可以用于搞其他投资理财，所以如果仅凭夫妻俩的工资去投资积累，很难见成效。而且如果能集中力量凑到一定额度的资产规模，就可以一下子跨过很多门槛，包括投资上享受规模效应带来的好处，享受到银行的各种贵宾服务。而父母的理财意识比较差，也不太懂投资理财。所以父母和他，一个是有钱没出处，一个是有能力没钱，正好互补。所以，有次在饭桌上，李梧桐正式向父母提出把积蓄拿一部分出来由他来管理，同时也极力保证自己会注意风险。 

　　2006年7月，李梧桐获得了来自父母的第一笔“融资款”5万元，全部买入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股票型基金。两个月后，李梧桐又说服了妻子，获得了来自岳父岳母的“融资款”5万元，同样买入一些股票型基金。2006年底，他又获得了父母给的3万元“委托理财款”，买入一只债券型基金。从此正式正为家庭资金“中央集权制”的掌舵人。

　　活用信用卡，让银行为自己打工

　　李梧桐觉得理财的资金一定不能只利用自有的资金运作，还要充分利用银行等‘他人’资金，要让银行的钱为自己打工。同时，如果想要理好财，一定要注意资金的时间价值，要把资金使用的时间成本降到最低，从而可以相对提升资金的收益水平。

　　正是基于这两点考量，李梧桐选择了信用卡，这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金融工具，来为自己“赚钱”。　而信用卡理财的优点非常突出，它可以让你的资金使用情况更加明晰，更加有计划性，还可以帮助你节约时间，利用“免息期”来打个资金使用的“时间差”，并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资金，日常因为不用现金消费而留存下来的资金可以用作钱生钱，以及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赚取收益。还可以帮助你记录每一笔消费，让你看到自己的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当然50~56天的免息期，更可以帮你留存出日常的收入去做投资和理财。通常，李梧桐钱包里的现金都在500元左右。

　　如今他手上已经有了八张不同的信用卡，其中一张专门给父母用，一张给岳父母用，其他两夫妇用，由李梧桐统一核算支出和还款。8张信用卡的好处在于不仅解决了自己日常的流动性支付需求问题，从而把自己和爱人的工资收入都可以先拿去投资理财，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也从银行方面获得了一些直接来源于信用卡消费的好处。毕竟，平常事无巨细都刷卡的李梧桐和家人，信用卡积分已经很不错了。况且，碰到公司里招待客人吃饭等场合，李梧桐也会用自己的信用卡来支付，然后凭发票回公司报销，这样也累积了不少积分。三个电水壶，四个电风扇，一个无绳电话，一台收音机，一个手持吸尘器，一个小音响，两条蚕丝被……这些都是李梧桐的“开卡礼”和刷卡“积分礼”。甚至由于他自己常常外地出差，高额的航空险和意外险都是信用卡送的，银行“买单”，利用银行也算是李梧桐的精明之处了。

　　利用小软件进行家庭现金管理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除了消费习惯的培养外，现金管理也是很重要的。现金管理做得好，可以让自己理财更轻松。”李梧桐每天都利用家庭理财小软件和网络银行配套，熟练地进行着自己的现金管理。

　　基金、银行卡、现金、家庭其他资产，甚至包括固定资产和大宗物品，都被李梧桐放入了家庭理财软件中，家里买了哪些基金，情况怎么样；家里有哪些信用卡，又都处于什么状态；家里的活期存款、定期类存款怎么样；家里的房子、家电、电脑和其他大宗物品有哪些，都可以在软件中一目了然。

　　每次信用卡账单寄来后，李梧桐还会根据账单把相应的情况输入这个电脑软件中。

　　信用贷款，别样的好处

　　用活了信用卡，李梧桐就开始打起了信用贷款的注意。“我一直说，理财千万不能只理自己的财，一定要用别人的钱，主要是银行的钱。”遵循着这个原理，李梧桐目前又开始打起了银行信用贷款的“主意”。

　　他发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向客户提供不需要抵押或质押物的个人信用贷款，于是他抱着试试看也去申请了信用贷款。2007年11月中旬，银行通知李梧桐，他的30万元信用贷款已经批下来了，可以拿去用了。

　　银行的信用贷款，利息是7.2%一年，这是贷款的利息成本。而目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型产品，比如含有打新股投资内容的债券型基金，年收益在13%~15%左右，这两者之间有6%~8%的收益差。等于说，只要跟银行借到一笔信用贷款，然后放到债券型基金上去，就可以获得接近10%的一个收益。我如果每年申请一个一年期的信用贷款，就可以让银行为我打工。李梧桐不仅这样想了，而且这样做了，当然家庭财富也细水长流起来。他认为，无论是使用信用卡，还是申请银行信用贷款，只要把握还钱的节奏，自己可使用的资金就会越来越多，信用记录也会越来越好。融资的途径也解决了。

　　注重家庭资产配比

　　在让银行充分为自己打工的同时，李梧桐也非常注重控制自己整个家庭的资产配置比例。

　　作为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而言，让双方父母和自己进行“4+2”的联合理财，李梧桐认为是个不错的方法，可以达到优势互补。但在这样的联合理财模式下，家庭资产的风险控制上，应该更加严格一些，因为家里有老人，所以投资理财上不敢太冒进。

　　他说：“按我自己的规划，是希望股票型、平衡型、债券型和货币型基金能够达到3：3：3：1的配比，就比较理想了。如果只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两个人理财，那我觉得可以配置为5：4：0：1的比例，可以激进一些，尽快赚取较多的投资收益。”

　　当他有了这笔30万元的信用贷款后，打算把自己的基金投资比例调整为4：4：1：1。今后，如果还有可能，我还会再申请一些信用贷款，看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投资渠道，可以进行多元的理财。”

　　李梧桐最后总结道：“总之，理财的资金，一定要防‘冻’，一定要保持资金的流动性，比如利用信用卡，比如买点货币市场基金，都是办法。理财的资金要让它流动起来，千万不能断掉成为‘死’钱。”

　　以动制“冻”，方显理财奥妙。（故事来源：《理财周刊》总第337期，作者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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